第26章 父亲笔记

第26章　父亲笔记
　　十一月十五日，星期天早上。邝志朗下到二楼，Joey正蹲在门口擦铁闸上的一道油漆印，那是九月那次红漆留下的，擦了两个月还剩一点淡红。他站在她身后，把昨晚对街那辆黑色七人车讲了一遍：后座的平头男人，副驾驶座上的灰色鸭舌帽和黑色腰包，车窗降下来又升上去，前后不到半分钟。
　　Joey手上的抹布停了。
　　“你站在街上看了多久？”
　　“半分钟。”
　　“半分钟够人家拍你一百张。”Joey站起来，把抹布丢进水桶，“以后看见那辆车，你进铺，进华记，进哪里都行，不准一个人站在街中间跟人家对望。你又不是去相亲。”
　　他说他没看清车牌，车窗贴了深色膜，车尾那一块被路边的垃圾车挡着。Joey问他记下了什么，他说车型，还有那个平头男人看人的样子，像在核对一份名单。Joey听完，转身回铺里拿出那本蓝色账簿，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“黑色七人车，平头，灰帽”，写完把账簿合上。
　　“你记你的，我记我的。”Joey说，“哪天你记不清了，我这里有。”
　　上午他打给钟律师。钟律师在电话那边先问他有没有追上去，有没有拍照，有没有跟车上的人讲过一句话，听到三个“没有”，才说那就好。他叫邝志朗下午去旺角警署报案备案，只讲看见什么，不要讲他猜那是谁，也不要讲屈耀坚这三个字。
　　“你现在是保释候查的人。”钟律师说，“你去报案，说有人跟踪你，警察会记下来。你要是说跟踪你的人是恒岳的保安总监，警察也会记下来，然后放在你的案卷旁边，说你在攻击证人背后的公司。你只讲车，讲帽子，讲时间。”
　　下午他去报了案，当值的警员录了口供，给了他一个编号。他走出警署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那道门。上一次他从这道门出来，口袋里是一张保释纸。
　　十一月十六日，星期一，《港财周刊》出版。利叔一早就把周刊放在华记的桌上，翻到第十四页，一整版加半页，标题是《证人床上的分析员》，作者骆以晴。
　　文章没有骂人，写得很冷，比小报更难读。它把那份警方投诉里的东西逐项摊开：一名被解雇的前分析员，在证监会调查期间，先后和三名证人发展私人关系；一名停职秘书，九月起；一名富商太太，十月起，正在离婚；一名游艇船长，十月二十三日，在她向证监会交出闭路电视片段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。文章配了三张照片，IFC平台花园那张，宝云道那张，还有深湾码头那张，铁桌，两个人，一杯水。文章说消息来自“熟悉案情的人士”，又说当事人目前已被警方拘捕，正保释候查。
　　最后一段只有两句。证人证供的可信度，取决于证人和调查对象之间的距离。这名分析员和每一个证人的距离，都是零。
　　利叔看他读完，把周刊合上，压在自己的报纸下面，说早上利昌又接了两个电话，一个是旺角东那个老业主，一个是太子道一对做洗衣店的夫妇，都说委托先撤回，等事情过了再说。利叔说他把电话挂了，挂得很客气。
　　中午Joey上来华记买饭，在门口那张桌子上把那篇文章从头看到尾，看得很慢，看到最后那两句，把周刊翻过来盖在桌上。
　　“写得真好。”Joey说，“一个脏字都没有，比红漆难擦。”她用指甲敲了敲周刊的封底，“距离都是零，她怎么知道是零？她量过？她没有量过我。”说完拿着两个饭盒上楼了，走到楼梯口又回头，叫他今天别出门，楼下多了两个拿相机的人。
　　外婆不识那些字，只看了那三张照片，看到深湾码头那张，问那个晒得很黑的女孩是不是会游水。他说会，外婆说那就好，会游水的人掉进水里也不怕。
　　十一月十七日，星期二晚上，华记的电视在播新闻。廉政公署今日拘捕一名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前主席，和一名工程公司董事，涉嫌在一项大厦维修工程招标中串谋提供及接受利益，两人正被扣留调查。画面是旺角一条横街，两个低着头的男人被几个穿便装的人带上一辆白色私家车，背影一前一后。前面那个头发染得很黑，后面那个比较胖，上车时外套的领口翻了起来。
　　外婆在收银台后面停了手，看着电视，说那个头发很黑的，就是在礼堂台上讲了十分钟的那个主席。张伯刚好来买外卖，站在门口看完了那段新闻，说他星期六举手的时候，没有想过会这么快。
　　新闻播完不到十分钟，戴国华打来电话，声音比在货仓里还大。他说廉署的人上星期五就到过他的货仓，录了三个钟头口供，问他八月那次喝茶是在哪一间酒楼，几点到几点，那个顾问点了什么点心，他全部答得出来，因为那一顿是他买的单。
　　“我做了四十年，第一次买单买得这么值。”戴国华说，“小伙子，你那栋楼重新招标，我会去投。我不要你帮我，我只要他们这一次发五份邀请。”
　　邝志朗说他会转告新的管理委员会，戴国华说不用转告，他自己会写信，写挂号，留回执。
　　邝志朗看完新闻，打了一通电话到《港财周刊》的编辑部，说他是那篇文章写的人，要求和作者见面，要求更正。接线的人请他等一等，三分钟后，一个女人接了过来，声音不高，咬字很清楚，每一个字的尾音都收得很干净。
　　“我是骆以晴。”她说，“你要更正哪一句？”
　　“我要见了面再讲。”
　　“好。”骆以晴说，“明天下午三点，铜锣湾，地址我发给你。我会录音，你介意的话可以不来。”
　　十一月十八日，星期三下午三点，《港财周刊》的编辑部在铜锣湾一栋旧商业大厦的十二楼，一层楼摆满了堆着报纸的桌子，空气里有打印机的热气和隔夜咖啡的味道。骆以晴在门口接他，三十出头，短发，黑色高领毛衣，袖子推到手肘，手里拿着一支录音笔和一本很厚的笔记簿。她没有握手，带他进了最里面一间玻璃小会议室，关上门，把录音笔放在桌子正中，按下，红灯亮了。
　　“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，下午三点零四分，受访者邝志朗。”骆以晴对着录音笔说完，抬头看他，“你说要更正，我先问，你后讲。我的问题有十一条，你可以全部答，也可以全部不答。”
　　第一条，她问他和叶诗敏是怎样认识的。第二条，问他九月有没有在IFC平台花园和叶诗敏见面。第三条，问他和区咏芝第一次单独见面是哪一天。他每一条都答同一句：我不能回答。不是他不想答，是他保释的条件里有不得接触证人，他的律师叫他不要谈任何跟案情有关的事，他谈一句，对方就会拿去说他在借传媒向证人喊话。
　　骆以晴把这一段也录了进去，没有打断他，在笔记簿上写了几个字，接着问第四条。
　　两个人隔着一张小会议桌，不到一米半。骆以晴问问题的时候一直看着他，眼睛很少眨，问完就等，等得很耐心。他这几天用得很少，头痛退了，这一次他想知道，这个写他写得那么冷的女人，心里到底怎样看他。
　　杂音浮上来，很薄，很干净，里面的字一个接着一个，排得很整齐：“……第五条……码头那张，谁拍的……他会不会反问……第六条，船长那一晚……”
　　他等了十几秒，再等了十几秒，里面只有问题，一条接着一条，像她笔记簿上那张清单在她脑子里往下翻。没有一句是关于他这个人的，没有好恶，没有猜疑，连一句“这个人在说谎”都没有。他见过很多人心里在骂他，在怕他，在算他，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，坐在他对面，心里也只在提问。
　　他移开眼睛，看着那支录音笔上的红灯。
　　“你问完第十一条，我问你一条。”邝志朗说，“深湾码头那张照片，是谁拍的？”
　　骆以晴的笔停了一下，又写下去。
　　“消息来源受保护。”骆以晴说，“你问的不是更正，你问的是来源。来源我不会讲，可是我记下了你问这一句。”
　　她问完剩下的问题，他全部不能回答。四点十分，她按停录音笔，说今天的访问会写进网上的续稿，他不能回答的部分会如实写成不能回答。他说他明白，说他要求更正的，是文章里写程佩儿“交出片段后不到二十四小时”那一句，那一句的意思是说她用片段换关系，那不是事实。
　　“那一句的时间是事实。”骆以晴说，“意思是读者自己看出来的。你要我更正时间，我不改，你要我加一句你的回应，我加，可是你刚才说你不能回答。”　　骆以晴送邝志朗到电梯口，从笔记簿里抽出一张名片递过去。邝志朗伸手去接，骆以晴没有马上松手，食指和中指压着名片，也压着邝志朗的手背，压得不重，可是一直不放。骆以晴的手指很凉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没有涂，中指第一节有一块被笔压出来的硬茧，正好压在邝志朗手背那条青筋上。离得近了，骆以晴身上有一股很淡的薄荷烟味，混着高领毛衣上的洗衣粉味，高领下面露出一截很白的脖子，喉咙随着说话轻轻地动。邝志朗没有把手抽回来，骆以晴也没有，两个人就那样站在电梯口，中间隔着一张名片。
　　“你刚才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。”骆以晴说，“一共两次，第一次二十几秒，第二次十几秒。我做了九年访问，很少有人这样看我，大部分人看我的录音笔。我记下了。”
　　“记下来写进稿里？”邝志朗问。
　　“记下来，还没决定写不写。”骆以晴的手指在邝志朗的手背上又压了一下，才松开，“邝志朗，我下次见你的时候，会再数一次。”
　　“那你数的时候，也看着我。”邝志朗说，“你的文章说我和每个证人的距离都是零，你和我现在的距离是多少？”
　　骆以晴低头看了一眼两个人之间那半步，嘴角往上动了一下，没有笑出来。
　　“半步。”骆以晴说，“我写稿的时候，会记得这半步。”
　　电梯门开了。邝志朗走进去，转身，骆以晴已经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从裤袋里摸出烟盒，走到走廊尽头那扇写着“后楼梯”的门前，推门出去了。
　　当天晚上九点，《港财周刊》的网站上多了一篇续稿，第三段写着：邝志朗今日在本刊编辑部接受访问，对所有涉及案情的问题均表示“我不能回答”，并称此乃其保释条件及律师建议所限。续稿的最后一句，写了他要求更正的那一句，原文照登，后面加了一个括号：本刊维持原报道。
　　那天晚上华记收铺比较早。阿兰姐走了，外婆把铁闸拉下三分之二，叫他坐到靠墙那张桌子上，那块“留座”的牌子她先收进了抽屉。然后她蹲下去，打开收银台最底下那个抽屉，那个抽屉平时放旧单据和过期的月饼券，她从最里面拿出一本巴掌大的黑色笔记簿，封面的皮已经磨白了，四个角卷起来。
　　“你爸爸的。”外婆说，“那年三月，他走之前那个星期，有一天在这张桌子坐到很晚，走的时候留在桌上。我收起来，想着第二天还给他。”
　　外婆把笔记簿放在他面前，没有松手。
　　“后来我一直不敢给你。”外婆说，“你那时候十四岁，我怕你看了也学他，坐在这张桌子上算到半夜。现在你已经在这张桌子上算到半夜了，我留着也没有用。”
　　他翻开笔记簿。父亲的字很小，很密，蓝色圆珠笔，大部分是数字和缩写，整页整页的金额和日期，几个项目的代号，有几页画着他看不懂的箭头。中间夹着几行字，跟数字不一样，写得特别用力，笔尖把纸都压出了印子。
　　“看眼睛，听没讲的那一句。”
　　“R 无声。不是没在想，是不用字在想。”
　　“Q 有声，怕。”
　　“3/12 调特别项目组。”
　　“区生，打不打？”
　　再往前翻几页，是一行写得很小的字：“2/20 给小庄看了。”　　他回头去看那些数字。有一个代号反复出现，SZ-07，后面跟着两列金额，左边一列是合约，右边一列是实付，右边每一笔都比左边多一点，多出来的那一点，父亲在旁边用铅笔加了起来，加到最后一页，写着一个数，后面画了一个问号，问号描了好几遍。SZ大概是深圳，07大概是第七个项目。他在恒岳做了五年分析，内地项目的年报附注他背得出来，二〇一二年那一年的工程款，附注里只写了一个总数。
　　他把笔记簿合上，又打开，翻回第一句。看眼睛，听没讲的那一句。罗振邦在四季酒店的旋转门前也说过同样的话，说父亲以前也喜欢盯着人的眼睛看。R无声。跑马地，顶楼，股东大会，三次，三次都是一片静。父亲在十四年前就写下了这一句，用的是一个字母。
　　不是没在想，是不用字在想。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可是他知道写下这句话的人，一定也坐在罗振邦对面，看着罗振邦的眼睛，等过一个什么都等不到的声音。
　　外婆把铁闸拉到底，回头看他。他坐在那张桌子上，手按着那本笔记簿，没有翻，也没有起身。外婆没有问他看到了什么，关了前面的灯，只留收银台上那一盏，说她先上楼，叫他走的时候记得锁后门。
　　十一月十九日，星期四下午，他把笔记簿带到钟律师的律师行。钟律师戴上一对白手套，逐页翻，翻完叫助手复印两份，原件装进一个透明证物袋，封口，在封条上签名，叫邝志朗也签。
　　“这是你父亲的私人笔记，不是证据，起码现在还不是。”钟律师说，“一本没有日期的簿子，几个字母，几个数字，谁都可以说是他自己乱写的。原件放在我这里，你拿复印本回去看，看到什么都先不要讲，尤其是那个R和那个Q。”
　　“Q是谁，你心里有没有数？”邝志朗问。
　　“我心里有没有数，跟法庭有没有数，是两回事。”钟律师把证物袋放进保险柜，“你父亲写的是怕，怕不是罪名。”
　　晚上他从钟律师那里回来，上到二楼。Joey在后间收拾，看见他进来，放下手上的消毒盒走过来，凑到他胸前，鼻子贴着他衬衫的衣领闻了一下，又闻了一下。
　　“薄荷烟。”Joey说。
　　“昨天的衬衫，今天没换。”
　　“昨天你说去周刊要更正，没说是一个女人。”Joey退后一步，看着他，“我看过那篇东西，作者叫骆以晴。她抽薄荷烟，手指压在你身上的时间够长，烟味才会留到第二天。这一个，你还没告诉我。”
　　“只是采访。”邝志朗说，“她问了十一条，我一条都没答。”
　　“我信。”Joey说，“采访也是坐在一张桌子对面，看着人家的眼睛，你最会这个。”她拿起一支锉刀在手里转了半圈，“那下次采访，也先告诉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