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三章 台班费的账
市政工程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，在办公楼四楼东头，朝南，窗户大，窗台上摆着两盆君子兰，叶子擦得油光锃亮。
郭晋平一个人坐在大班椅上，看录像。
墙角那台二十九寸的彩电，是公司去年买的，日立的。录像机里放的，是凤童一级路通车剪彩的录像，电视台的人拍的，拷贝了一份送过来。
秘书敲门进来，探个脑袋：“郭总，十二点了，食堂那边……”
“知道了。”
秘书缩回去了。过了十分钟，又探进来：“郭总，菜要凉了……”
“你先吃，别管我。”
秘书又缩回去了。
郭晋平五十多了，头发花白，梳得整整齐齐，戴一副黑框眼镜。六十年代名牌大学毕业，学的是路桥，在省里的设计院干了二十年，修过的桥，比有些人走过的都多。
屏幕上，一条新铺的柏油路，黑亮黑亮的，在太阳底下一直伸到山脚下。路边插满了彩旗，红的黄的，让风吹得哗啦哗啦。一排领导站在一根红绸子后头，手里都拿着剪刀。
正当中的那个，是范晓军副省长。
范副省长笑眯眯的，凑在话筒跟前讲话，讲凤童一级路是凤凰人民献给香港回归的一份厚礼，讲这条路建成了，童山的旅游资源就盘活了，童山县的经济就要腾飞了。讲完了，底下哗哗地鼓掌。
郭晋平盯着屏幕，后脊梁上一层一层地冒冷汗。
他拿遥控器，把录像倒回去一截，又放了一遍。
镜头扫过路面的时候，他按了暂停。
画面定住了，一跳一跳的，柏油路面黑亮，平平整整，一道缝都没有。
可他看的不是路面，是路肩。路肩的土，颜色比旁边的深，是新填的，还没压实，下过两场雨，往下塌了一点，塌出一道浅浅的沟。镜头里看不大清，他是干了二十年路桥的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［填方没压够遍数。］
［底下呢？底下的基层，碾了几遍？那几段过水的涵洞，基础打了多深？］
他闭上眼睛，想起那几个月工地上的样子。白天黑夜连轴转，压路机趴窝了，没有备用的，监理说等两天，任卫星一拍桌子，说等什么等，回归不等人！那段路肩，就是那几天填的。
［一年半的活儿，半年干完了。］
凤童线这个方案，议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没钱。去年国家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，凤凰市搭上了车，年前拍板开工。一算日子，离回归就剩半年了。回归献礼，这四个字往上一顶，谁敢说个“不”字？公路局上了，省里地区里另外四支队伍也上了，市政工程公司也揽了一大块活。几支不要命的队伍，没日没夜地干，硬是半年干完了。
［地基，几天就碾完了。］
他是干这一行的。别的不说，光说打地基，碾压，夯实，一层一层地来，每一层都得等，等它沉，等它实。几天就碾完了，那地基扛得住什么？现在路面是平的，是亮的，是一级路。过个一年两年，大车一压，雨水一泡，路面准得不均匀地往下沉，这儿沉一块，那儿沉一块。搞不好，哪段就塌了。
［现场是任卫星盯的。］
半年里，党委书记任卫星在工地上待了不下五十天，吃住都在指挥部。他郭晋平坐镇后方，管后勤，管协调，管材料，管钱从哪儿来。说起来，大家都辛苦。
可现在路修完了，剪了彩了，奖金许下来了，几百万几百万地往下发。
［到时候出了事……］
［拿谁当替罪羊？任卫星，还是我？］
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他接起来，是城建委的副主任老黄。
“老郭啊，奖金的事儿，市里批下来了。”老黄在那头嗓门大得很，“范省长许的那一千万，第一批，三百万，下礼拜到账。你们公司拿大头，你跟老任商量商量，怎么分。”
“……知道了。”
“咋了？听着不高兴啊？”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郭晋平拿手捏着鼻梁，“天热，没睡好。”
“天热就开空调嘛，你那办公室不是有空调？”老黄哈哈一笑，“回头分完了，请我喝酒啊！”
电话挂了。
［一千万。］
［奖金一千万，拿的是什么钱？拿的是把一年半的活儿压成半年的钱。］
［将来那几段路塌了，这一千万，够不够补？］
他坐在那儿，手还放在电话上。
［跟老任商量商量。］
［跟老任商量啥？钱从哪儿进，往哪儿出，哪回不是老任一句话？我这个总经理，签个字，盖个章，到年底在报告上念几个数。］
他拿起遥控器，“啪”地关了电视。
屏幕一黑，屋里一下子安静了，就剩下窗外的知了在叫。
他整个身子往大班椅里一陷，陷得深深的，眼睛闭上了。
他见过不少风风雨雨。这种事，他心里有数，十有八九是不了了之的。大家心照不宣，就当没发生过，回头多拨点养护费，路面沉了就补，补了再沉，沉了再补，补他个十年八年，谁还记得这条路是哪年修的？
可他心里头还是打鼓。
［盯着我这个位子的人，太多了。］
他来工程公司之前，两年里头，换了三任总经理。三个人，都是让匿名信告走的，有一个还让双规了。他刚来的时候，以为是那三个人自己屁股不干净，后来他才琢磨过味儿来，普通的匿名信，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。
［我是第四个。］
他闭着眼睛，琢磨着。
琢磨着琢磨着，他觉得眼前忽然暗了一下。
［天阴了？］
他没睁眼。
屋里静得很，连知了都不叫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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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天以后。
西凌湖北边，有一条土路，坑坑洼洼的，两边是一人多高的蒿子和芦苇，平常除了附近村里放羊的，没人走。
那天上午，土路上来了一溜车。
打头的是一辆越野吉普，墨绿色的，车身上溅满了泥点子。后头跟着三辆小车，两辆桑塔纳，一辆皇冠。车开得慢，吭哧吭哧地在土路上颠，颠得车里的人东倒西歪。
吉普车是吕强的，开车的是吕强的司机，姓孙，三十来岁，一脸的络腮胡子。
后头那三辆车里，坐着四五个人，都是做买卖的老板：一个开石料场的，一个做沥青的，一个卖钢筋的，还有一个是开预制板厂的。几个人凑一块儿，说是听说西凌湖北边有个野塘子，鱼多，去钓鱼。
谁约的？说不清。好像是开石料场的那个先提的，又好像是做沥青的那个。反正吕强的司机认得路，就让他领路。
几个人还有一样是一样的，谁都没说出来：市政工程公司，都欠着他们的钱。
车颠到一处，路边上有一座废砖窑。
砖窑早废了，烟囱塌了半截，窑口拿碎砖头和土坯堵着，堵得乱七八糟，上头长满了草。
孙司机把车停了，下车撒尿。
尿到一半，他歪着脑袋，听。
“……有人……有没有人……”
声音是从窑里头传出来的。哑的，干的，跟砂纸在铁皮上磨一样，有气无力，不像人声。
孙司机吓得一哆嗦，尿都缩回去了，提着裤子就往后跑：“老板！老板们！那窑里头，有人！”
几个老板下了车，凑到窑口跟前，竖着耳朵听。
“……救命……”
这回听清楚了。
“快快快！扒开！”
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扒窑口。开石料场的那个力气大，搬砖头一搬一个准；做沥青的那个胖，扒了两下就喘；卖钢筋的那个舍不得他那双皮鞋，脱了鞋光着脚扒。孙司机从吉普车后头拎出来一把工兵锹，一锹一锹地铲土。
扒了十来分钟，扒开了一个能钻进人去的口子。
一股味儿从里头冲出来，臭的，霉的，冲得人直往后躲。
孙司机拿手电往里一照。
窑底下，躺着一个人。
那人五十多岁，头发乱成了一团鸡窝，灰白灰白的，脸上、脖子上、胳膊上，全是蚊子包，红的，肿的，一个挨一个，挠破了的结了痂，没挠破的鼓着。嘴唇干得裂了好几道口子，裂口子上结着黑的血痂。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衫，早成了灰的，西装裤子上全是土。
他身边，扔着两个空的矿泉水瓶子，瓶子都瘪了；还有两张干吃面的包装纸，舔得干干净净。
他躺在那儿，眼睛半睁着，看着手电光，嘴一张一张的。
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孙司机赶紧跑回车上，拎了一瓶矿泉水来，拧开盖，蹲下去，托着那人的后脑勺，往他嘴里倒。
那人一口一口地咽，咽得太急，呛着了，咳得浑身发抖，咳完了，又张着嘴要。
“慢点，慢点，有的是。”
他喝了半瓶，眼睛里才有了点人样，看着手电光，眨了眨。
黑。
他脑子里还是黑的。
这几天，他就一直在黑里头。
［黑漆漆的窑里，上头烟道口，传下来一个年轻人的声音。］
［他说了实话：公司的钱，归党委书记任卫星管，他这个总经理，是个摆设。］
［那声音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那几家的欠款，你出去以后，给人家结了。任卫星那头，我想办法。”］
他想到这儿，浑身一哆嗦，又咳了起来。
“抬！抬上车！送医院！”
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他从窑里抬了出来。太阳一照，他眼睛睁不开，拿胳膊挡着。他身上那股味儿，熏得做沥青的那个胖老板直皱眉头，可还是搭着手，抬着他一条腿。
他们把他放到皇冠的后座上，皇冠的车座宽，软。皇冠的老板心疼他那真皮座子，嘴上没说，从后备箱里翻出来一块塑料布，垫在了底下。
车往市里开。
土路颠，皇冠的底盘低，“咣咣”地蹭了好几回，皇冠的老板心疼得直咧嘴，又不好说。
前头吉普车上，孙司机开着车，一言不发。副驾驶座上坐着开石料场的老钟，老钟扭头看了好几回后头那辆皇冠，回过头来，压低了嗓子问：
“小孙，那是谁啊？”
“不认得。”
“看着像个干部，穿着白衬衫，西装裤子。”
“不认得。”
“你说，咋就让咱碰上了？咱这钓鱼的，咋就钓上来个人？”
孙司机没接话，从兜里摸出一根烟，叼在嘴上，没点。
“小孙，你们吕总……今儿咋没来？”
“吕总上曲阳了，谈生意。”
“哦。”老钟点点头，又扭头看了一眼后头，“那这塘子，你们吕总咋知道的？”
“我知道的。”孙司机说，“我老家就在那边儿。”
老钟“哦”了一声，不问了。
开到半路，郭晋平缓过来一点了，躺在后座上，哑着嗓子，问了一句：“几号了？”
“七号。”
［五天。］
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急诊科的大夫一看，饿的，渴的，蚊子咬的，血糖低，电解质紊乱，肠胃也不行了。挂上吊瓶，打了一针，抽了血，拍了片子，别的没大毛病。
“饿了几天了？”大夫问。
“……五天。”
“五天就吃了两包干吃面？”
“……嗯。”
“命大。”大夫摇着头，在病历上写，“姓名？”
“郭晋平。”
“单位？”
“市政……市政工程公司。”
写病历的笔停了一下。
站在急诊室门口的开石料场的老板，耳朵一下子竖起来了。
“哪儿？”
“市政工程公司。”郭晋平闭着眼睛，“总经理。”
急诊室门口那几个老板，一下子全凑过来了。
“哎哟！郭总！”
“郭总，是您啊！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！”
“郭总，您受苦了！您受苦了！”
“郭总，我是石料场的老钟啊，去年在你们公司的年会上，我还给您敬过酒呢！”
市政工程公司的总经理，副处级。几个老板的脸上，一下子都热情起来了，跟刚才皱着眉头搬他腿的，判若两人。做沥青的那个胖老板，跑出去买了一兜子香蕉、两罐麦乳精，还有一个保温饭盒，饭盒里是隔壁饭馆现熬的小米粥。
孙司机站在急诊楼外头，靠着吉普车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
抽完了一根，拿烟屁股续上一根。
他什么都没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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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晋平在医院里躺了两天，家里人哭成了一片。
他老婆，他闺女，他儿子，他八十多的老娘，全来了。老娘拄着拐棍，坐在他床边上，拉着他的手，哭一声，骂一声，骂的是“哪个挨千刀的”。闺女哭得眼睛都肿了，拿个小勺一勺一勺地喂他小米粥。
公安局的人也来了，两个，一个做笔录，一个问。
“郭总，绑您的人，长什么样？”
“没看清。”郭晋平说，“我在办公室里，眼前一黑，就啥都不知道了。醒过来，就在那窑里头。”
“对方说话没有？提了什么要求没有？要钱？”
“……没有。”
“一个字都没提？”
“没提。”他闭着眼睛，“就扔了两回水，两回干吃面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图什么。”
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，没再问。
两个警察走了以后，他老婆坐在床边上，拉着他的手，又哭了。
“老郭，你到底得罪谁了？”
“没得罪谁。”
“没得罪谁，人家能把你往砖窑里扔？五天！五天！我跟孩子们找你找得，派出所都跑了八趟！你们公司那个任书记，我去找他，他说你可能是出差了，没打招呼，让我别着急。出差？出差五天不往家里打一个电话？”
郭晋平的眼皮跳了一下。
“他这么说的？”
“可不是！还说，老郭这人，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家。”他老婆抹着眼泪，“我呸！你啥时候出差不往家打电话了？”
郭晋平没说话。
［出差。］
［他倒是替我想好了说法。］
他闭上眼睛，拍了拍老婆的手。
“行了，别哭了。人回来了就好。这事儿，往后别再提了。”
“不提？咋能不提？”
“不提。”他睁开眼睛，看着她，“听我的。”
他老婆让他这一眼看得，愣住了，眼泪挂在脸上，半天没往下掉。
当天下午，郭家撤了失踪的报案。人回来了，没少什么，绑匪没提要求，也说不上是谁，这案子，就这么悬着了。
可郭晋平心里不悬。
他心里清清楚楚。
［那几家的欠款，你出去以后，给人家结了。］
这句话，他记得一个字儿都不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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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救命恩人们来了。
石料场的老钟，做沥青的老胡，卖钢筋的小马，预制板厂的老赵。四个人，一人提着一兜子水果，香蕉、苹果、葡萄，还有一个提了两瓶罐头，往他床头柜上一摆，摆得满满当当。
坐下了，先问身体，问吃得下饭不，问睡得着觉不。
问完了身体，老钟咳了一声。
“郭总，您看，这回也是缘分。”他搓着手，“您安心养病，别的事儿，都不急。就是……那个……我们石料场去年给凤童线供的石子儿，还压着四十来万……”
“我们沥青的，压了六十多万。”老胡赶紧接上。
“钢筋那块，三十多万……”
“预制板，也有二十来万……”
四个人，一人一句，说完了，都不说话了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
郭晋平靠在床头上，看着这四个人。
他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。
［就是这几家。］
［那几家的欠款。］
［救我的，是那几家。打头领路的，是凡尔登的车。］
他笑了笑，笑得嘴唇上的裂口子又疼了。
“各位救了我的命，这份情，我郭晋平记着。”他说，“钱的事儿，我回去就办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”
“您说，您说！”
四个人身子都往前探了探，探得椅子都“吱”地响了一声。
“一个人，只能替一家说情。”郭晋平说，“你们四位，就是四家。别的谁家，托你们来说，我不认。”
四个老板对视了一眼，连连点头：“那是，那是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！”
［一个人只能替一家说。］
［这样，那个年轻人是替谁办事的，就窄了。］
他闭上眼睛，说累了，要歇歇。四个人赶紧起身，一个一个地告辞，走到门口，还回头说“郭总您好好养着”。
出了病房，四个人站在走廊里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“一个人只能替一家说，”老胡挠着脑袋，“啥意思？”
“啥意思？就是说，别人托你，你别接。”老钟压低了嗓子，“郭总这是……记着咱的好呢。”
“那咱这回，算是……”
“算是撞上了。”卖钢筋的小马嘿嘿一笑，“钓鱼钓上来个财神爷。”
“小声点！”老钟拿胳膊肘捅了他一下，“这是医院！”
四个人顺着走廊往外走，谁也没提，那天到底是谁先约的钓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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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工程公司里，传开了。
总经理失踪了五天，在西凌湖北边一个废砖窑里找着的，饿得只剩一口气。谁干的？
传来传去，传出来一个说法：是任书记干的。
为什么是任书记？说不出来。可大家心里都有那么一笔账：总经理跟书记，不对付，公司里谁不知道？前头三任总经理，怎么走的，谁不知道？
传言长了腿，一天就跑出了工程公司的大门，跑进了公安局。
当天下午，任卫星来医院了。
他五十上下，个子不高，敦敦实实，脸上红光满面，头发往后梳着，梳得油亮。他提着一个大花篮，花篮里插着康乃馨、百合、满天星，花篮上拴着一条红绸带，写着“祝郭总早日康复”。
他把花篮往床头一放，拉过一把椅子，在床边坐下了。
“老郭，受罪了。”他笑着说，“公司里的事儿，你一点都别操心，有我呢。你就好好养着，养好了再说。”
这话说得热乎。
这是场面上的礼节。书记来看总经理，带花篮，说好话，谁看了都说一声“班子团结”。
可这话里头，还有一层意思，郭晋平听得出来：公司里的事儿，有我呢。你养着吧，养多久都行。
郭晋平闭着眼睛，没动。
他装昏迷。
任卫星坐在床边上，等了一会儿，又说了两句，见他没反应，笑了笑，站起来。
［那人说……会想办法对付任卫星。］
郭晋平闭着眼睛，听着他的脚步声往门口走。
［怎么对付？］
他不知道。他心里头又怕，又盼。怕的是那个年轻人干出什么事来，牵连到他；盼的是……他也说不清盼的是什么。
脚步声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。
郭晋平眼皮底下透着一点光，他觉出来了，任卫星在门口回了一下头。
就一下。
然后门关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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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太忠坐在街道办自己那间办公室里，藤椅往后仰着，两只脚架在桌子上，看着房顶。
房顶上一盏日光灯，一头黑了，一跳一跳地闪。
杨新刚在外间写材料，钢笔在纸上“沙沙”地响。
这几天，郭晋平获救的事儿，在凤凰市传开了。说是市政工程公司的总经理，让人绑了，扔在西凌湖北边一个砖窑里五天，让几个钓鱼的老板碰上了，救了出来。杨新刚从外头听来的，一进门就跟他说，说得眉飞色舞。
“陈书记，您说，这绑匪图啥？绑了个总经理，啥都不要，扔砖窑里五天，又让人救出来了？”
“谁知道。”
“我听说啊，”杨新刚压低了嗓子，“是工程公司内部的事儿。说是书记跟总经理不对付。”
“这话谁说的？”
“外头都这么说。”
“外头说的话，你少往屋里带。”
杨新刚吐了吐舌头，不说了。
他把这几天的事，在心里头过了一遍。
［抓错了人。］
他原本以为，市政工程公司，总经理说了算。总经理叫郭晋平，那就找郭晋平。他找了。
结果呢？
［工程公司说了算的，是任卫星。］
郭晋平那个总经理，就是个摆设。名义上是一把手，管经营，签字，开会坐正当中。可钱，人，项目，哪个队伍上哪段路，哪家的水泥要，哪家的不要，哪家的款先结，哪家的款压着，全是任卫星一句话。
他这才算琢磨明白，吕强那一千三百六十多万，压在谁手里了。
［任卫星。］
他把任卫星这个人，在心里头又过了一遍。
本土干部，凤凰人。在工程公司当了十几年的副总，再当书记，上上下下，经营得跟铁桶一样，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。前两年，工程公司换了三任总经理，三个人都是让匿名信告走的，有一个还进去了。普通的匿名信，掀不起那么大的风浪，后头有人推。
［推的人是谁？］
［还用问？］
任卫星是秦系的人。
凤凰官场上，流行着这么一句俏皮话：“段好色，章好权，吉好虚名秦好钱。”这话说得绝对了点，可四大派系的毛病，一句话就点出来了。秦系根子最深，人面最广，同乡连着同乡，亲戚套着亲戚。任卫星做人有眼色，又热衷拉帮结派，秦系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只要开口，工程公司这儿，总能露出点好处来。
至于那些没根底、根底不硬的人，受了什么损失，遭了什么罪，他才不管。
吕强就是没根底的那种。
郭晋平还说了几个数：任卫星家里那点东西，他估摸着，五千万到一个亿。跟他走得近的，二十多个；有利益关系的，两三百。
［两三百。］
陈太忠把架在桌上的两只脚放下来了。
［这事太大。］
［两三百个人，一张网，网着城建委，网着工程公司，网着分公司，网着那帮开挖机推土机的关系户。我一个人，吃不下。］
［一口吞，要噎死。］
可他又绕不过去。
［吕强的钱，卡在这个人身上。］
［东临水的水库，卡在吕强的钱上。吕强的钱要不回来，二期上不了马，水泥厂撑不住，东临水那三十来号人……］
［还有那条路。］
凤童线。一年半的活儿，半年干完的那条路。郭晋平在那窑里头，说的那几句话，他也记着呢。地基几天就碾完了，承重扛不住。往后跑大车，往后下大雨，往后不知道哪天，哪一段就沉了，塌了。
塌了的时候，路上走着的是谁？
［这人得倒。］
［可不能脏了我的手。］
他站起来，在屋里转了两圈。
转到窗户跟前，站住了。
窗户外头，太阳毒得很，院子里那棵大槐树的叶子，晒得都打了卷。传达室的老孙头坐在门洞里的阴凉地上，摇着芭蕉扇，打盹。
［账，在任卫星手里。］
［凤童线的现场，是任卫星盯的。］
［台班费的那些关系户，一百六十个台班的挖机，是任卫星的人。］
他一样一样地数。
［把这些，摆到桌面上去。］
［让该管的人去管。］
［可东西是不是真的，我得先看看。］
那天晚上，他去了一趟凤童线。
天黑透了，他出了城，隐着身，顺着那条新铺的柏油路往童山方向走。路是真好，又宽又平，黑亮黑亮的，两边的护栏刷得雪白，隔一段一个反光的牌子，车灯一照，亮得晃眼。夜里跑的大车不少，拉煤的，拉石头的，一辆接一辆，“轰隆隆”地从他身边开过去，带起一阵热风。
走到第二十几公里，路从一片水田中间穿过去，两边是稻子，蛙叫成一片。
他站在路边上，开了天眼，往路面底下看。
柏油底下是一层碎石，碎石底下是灰土，灰土底下是填方。填方的土，一层一层的，他一层一层往下看。
上头几层还行。往下，就不行了。土是松的，一块一块的，中间夹着空，空里头积着水，水是从两边水田里渗过来的。有几处，土跟土之间，裂着缝，缝里头也是水。
一辆拉煤的大车开过去，他看见，路面底下那一层松土，跟着往下颤了一颤。
就颤那么一下，又不动了。
［一下。］
［一天几百辆大车，一年几十万辆。］
他又往前走了几公里，又看了两处，一处比一处松。
他站在路边上，看着一辆一辆的大车从眼前过去，车灯一晃一晃的，晃到他脸上。
［郭晋平没说瞎话。］
他想起了他寄出去的那封信。
那封信，问的就是凤童线的工期。寄出去，快半个月了，石沉大海。
［人家不理我。行。］
［我又不是警察，也不是纪委。我只管把东西，送到该送的地方去。］
［送到了，谁接着，谁办。］
他转过身来，看了看表。
下午五点半。
外间杨新刚的钢笔还在“沙沙”地响。
“新刚。”
“哎，陈书记。”
“下班吧，别写了。”
“还差两页……”
“明儿写。”
杨新刚应了一声，收拾东西走了。
陈太忠在屋里坐着，一直坐到天黑。
天一黑，他站起来，把灯关了。
屋里黑漆漆的。
他身子一晃，人没了。
---
三个晚上。
他隐着身，开着天眼，把任卫星的几处落脚点，一处一处地摸了一遍。
第一处，是任卫星的家。市委家属院后头，一栋三层的小楼，独门独院，院子里种着葡萄，葡萄架底下停着一辆黑色的红旗。楼里头，任卫星跟他老婆，一个在客厅看电视，一个在厨房切西瓜。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摆设也不出格，电视是二十五寸的，沙发是人造革的。
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，任卫星跟一个人握手，那人他在电视上见过，省里的一个副省长。照片底下，书柜里摆着一溜奖杯奖状，“先进党组织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劳动模范”。
任卫星的老婆把西瓜切好了，端出来，一块一块码在盘子里，递给他一块，自己拿一块。两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边吃边看电视，电视里在放新闻联播，正好在说凤童线通车以后，童山县的游客多了三成。
任卫星看着电视，嚼着西瓜，笑了一下，把瓜子吐在手心里。
“老任，”他老婆说，“那路，真那么好？”
“好啊，咋不好？范省长亲自剪的彩。”
“我是说……结不结实？”
任卫星不笑了，扭头看了她一眼。
“妇道人家，问这个干啥？”
他老婆不吭声了，低头吃西瓜。
［干净得很。］
［干净得过头了。］
第二处，在城东一个新盖的小区，六楼，三室两厅，装修得漂漂亮亮，可没人住。地板上落着一层薄灰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
主卧室的衣柜里，码着几个密码箱。
他拿天眼一扫，箱子里头，一沓一沓的，全是百元的票子，拿橡皮筋捆着，一捆一万，码得整整齐齐，码得满满当当。
他一个一个地扫过去，在心里头估了估。
［不下五百万。］
他站在那间空屋子里，站了好一会儿。
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一道，落在地板的灰上。
［五百万。］
［吕强跪着求人，要他那一千三百多万；四个老板提着水果去医院，要他们那一两百万；东临水的人，为了一口水，祖祖辈辈靠天吃饭。］
［钱在这儿，在一个空屋子的衣柜里，捆得整整齐齐，落着灰。］
他伸了伸手，又缩回来了。
［这钱一动，就成了我偷的。］
［我一个国家干部，晚上穿墙进人家屋里，拿人家衣柜里的钱，拿完了，人家报案，警察一查，查出来什么？查出来一个贼。］
［钱是脏的。可脏钱，也轮不着我去拿。拿了，我也就脏了。］
他没动那些箱子。
他甚至没去碰那个衣柜的门。他就站在那儿，拿天眼一扫，扫完了，把每个箱子在什么位置、什么颜色、上头贴没贴封条，记在心里头。
记完了，他在屋里转了一圈。厨房里没有锅碗瓢盆，卫生间里没有毛巾牙刷，冰箱的插头都没插。这屋子，就是个钱库。
［一个副处级，一个月工资几百块。几百块，攒五百万，得攒多少年？］
他算了算，算不过来，懒得算了。
他在那个空屋子里待了不到一刻钟，出来了。
出来的时候，楼道里正好有个人上楼，一个小伙子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扶着墙，嘴里哼着《纤夫的爱》。他隐着身，贴着墙站着，那小伙子从他跟前过去，差点撞上他，打了个酒嗝，一股子大蒜味儿，摇摇晃晃上楼去了。
第三处，在城西，一个老小区，二楼，两室一厅，屋里有人住过的样子，床上铺着凉席，烟灰缸里有烟头。烟头是“红塔山”的，掐灭了，拧得扁扁的，跟任卫星办公室烟灰缸里的一样。
床头柜的抽屉里，压着一个硬皮本。
黑色的硬皮，封面上什么字都没有。他拿天眼一扫，翻开了看。
一页一页的，全是数。
“某某挖机，三月，一六二台班。”
“某某推机，三月，一五八台班。”
“某某挖机，四月，一六六台班。”
后头，跟着人名的缩写，两个字母，三个字母；再后头，跟着数目，有的几千，有的几万。
一页一页，从去年秋天一直记到上个月。
［台班费的账。］
［一百六十个台班。］
他把那个硬皮本，从抽屉里拿了出来。
床头柜的另一个抽屉里，还压着几张存折。他一张一张地翻开看，户名都不一样，张三李四王五，开户的银行也不一样，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农业银行，每张上头的数，都是六位数、七位数。
他没拿存折。
存折底下，还压着几张发票，烟酒店的，饭店的，一张几千，一张上万，抬头写的都是“市政工程公司”。
他看了看，也放回去了。
［烟酒发票，饭店发票，谁家单位没有？这个不算数。］
［算数的，是那个本子。］
他从兜里掏出自己那个小本子，就是记纺织厂那十二个人的那个，翻到后头空白页，一张一张地抄：户名，账号，开户行，余额。抄得很仔细，一个数一个数地对，对完了，再对一遍。
抄完了，他把存折原样放回去，摆得跟拿出来之前一样。
然后他把那三处的地址，一处一处地也记在本子上：哪个小区，几栋，几单元，几楼，几号。
他合上本子，揣回兜里。
那个硬皮本，他攥在手里。
---
他从城西那个老小区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后半夜了。
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路灯一盏亮一盏不亮，亮着的那几盏，灯底下飞着一团一团的蛾子。他走在马路正当中，隐着身，攥着那个硬皮本。
天热，后半夜了也热，地上的暑气往上蒸，蒸得人一身黏汗。
一辆洒水车从街那头开过来，“嘀嘀嘀”地放着音乐，《兰花草》，一边开一边往路面上喷水。他也没躲，让水喷了一裤腿，凉丝丝的，挺舒服。
［明天，寄出去。］
---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坐在办公室里，又拿出了那沓街道办的信纸。
钢笔吸饱了墨水。
“任书记：您好。”
还是这四个字开头。
半个月以前他写过一封，问凤童线的工期，问地基压得实不实。人家一个字都没回。
这半个月，他也没闲着。他跑了一趟市图书馆。
市图书馆在人民广场边上，一栋老楼，苏联人盖的，墙皮斑斑驳驳的，楼梯是木头的，踩上去“咯吱咯吱”响。借书的柜台后头坐着个老太太，戴着套袖，正在拿浆糊补一本书的书脊。
“同志，我想借两本修路的书。”
“修路的？”老太太抬头看了他一眼，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“街道办的。”
“街道办借修路的书干啥？”
“学习学习。”
老太太狐疑地看了他半天，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张借书单，让他填。填完了，她拿着单子进了书库，去了老半天，抱出来两本，往柜台上一墩，墩起来一股灰。
“就这两本，没别的了。搞路桥的，人家都有自己的资料室，谁上图书馆来借这个。”
他抱着那两本书往外走，走到楼梯口，老太太在后头喊：“哎！十五天之内还！过期一天罚两分钱！”
“知道了！”
他借的那两本，一本《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》，一本《道路工程》，蓝皮的，厚得跟砖头一样，他翻了好几个晚上，翻得半懂不懂。可有几样，他看明白了：路基每一层的压实度，有多少多少的要求；每一层碾压完了，要等它沉降稳定，再上下一层；一级公路的路基，从开挖到成型，少说也得几个月。
半年，连路基带路面带桥涵，全干完了。
［外行看了都觉得不对。］
他接着往下写。
字还是不好看，可这回写得比上回快，一口气写下来，写得手腕子都酸了。
“我上次写信给您，请教凤童一级路工期的问题，至今没有得到您的答复。这半个月，我查了一些资料，看了路基施工的规范。我是外行，可规范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路基压实、沉降，都有时间上的要求。凤童线一年半的工期压成半年，我这么一个外行都能看出来这里头有问题，任书记你会不清楚么？”
写到这儿，他停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又往下写。
“……没错，这本来不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，任书记也可以无视我这样九品芝麻大的干部提出的问题。但是，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，作为一个在凤凰过日子的普通人，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的疑问提出来。凤童线不光是献礼工程，它是凤凰人民节衣缩食凑出来的钱修的路，往后天天有人有车在上头走。”
“……如果得不到您的答复，我想，我会通过组织渠道反映我所怀疑的问题。”
最后签名，写日子。
他拿起来看了一遍。
口气冲。比上回冲多了。
他犹豫了一下，想把“任书记你会不清楚么”那一句划掉，换个客气点的说法。笔尖都落到纸上了，又抬起来了。
［客气有啥用？上回客气，人家当擦屁股纸。］
他把笔帽扣上了。
［冲就冲。上回客客气气的，人家理都不理。］
他把信折好，装进信封，写上“凤凰市市政工程公司 任卫星书记 亲启”，贴上邮票。
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牛皮纸信封，比装信的那个大得多，能装下一本杂志。
他把那个黑色硬皮本，装了进去。
又从自己的小本子上，把抄下来的那几页撕了下来——户名、账号、开户行、余额，三处房子的地址——撕下来，叠好，也装了进去。
最后，他另拿了一张白纸，不是街道办的信纸，是从文具店买的那种白纸，什么抬头都没有。他换了只手，左手拿笔，在上头写了一页：凤童一级路，原定工期一年半，实际半年完工，路基压实和沉降时间严重不足，存在不均匀沉降甚至塌陷的隐患，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核查。
左手写的字，歪歪扭扭，跟小学生写的一样，谁也认不出来是谁的。
这一页，也装了进去。
牛皮纸信封上，他还是左手写：“凤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收”。
不署名。
他把两个信封摆在桌上，一大一小，看了一会儿。
［一个是我写的，署了名，问的是路。］
［一个不是我写的，不署名，装的是账。］
［两个都是真的。］
---
他没在一个邮筒里寄。
那封信，他照旧扔进了街道办门口往东五十米的那个绿邮筒。
那个大牛皮纸包，他揣在怀里，走了两站地，上了一辆去城北的公交车。
公交车是那种铰接的大车，中间一个转盘，车厢里挤得满满的，一股汗味儿。售票员是个胖大姐，坐在门口的高凳子上，手里攥着一沓票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往里走往里走！后头空着呢！买票买票，没票的自觉点！”
他买了一张两毛的票，挤到车厢中间的转盘上站着。车一拐弯，转盘一转，他跟着转了半圈，差点踩着旁边一个老头的脚。
老头瞪了他一眼。他赶紧赔笑。
车晃了二十来分钟，到了城北。
他下了车，走进了城北邮电局。邮电局里排着队，有人寄包裹，有人拍电报，有人取汇款，吵吵嚷嚷的。他排在后头，排到了，把牛皮纸包往柜台上一放。
柜台里头是个中年妇女，戴着套袖，拿起来掂了掂。
“平信？挂号？”
“平信。”
“超重了，得补邮票。”她拿个小秤称了称，“一块二。”
他掏了一块二，她撕了几张邮票，“啪啪啪”地贴上，拿戳子“咣咣”盖了两下，往身后的麻袋里一扔。
“下一个！”
陈太忠出了邮电局。
太阳正毒，晒得柏油路面软乎乎的，踩上去一脚一个印。
他站在邮电局门口的台阶上，拍了拍手。
他心里头盘算的，其实也没多远。
［我就是想敲敲警钟。］
［凤童线，回归献礼，政治意义大。市里那么多领导，不可能个个都想不到这一层，就是想到了，也没人愿意挑这个头。我挑一挑，敲一敲，敲响了，大伙儿警觉了，就不枉我写这两封信。］
［最多最多，博个“办事认真”的名头。］
［指望这点事儿落下什么好处？不现实。］
［还不如指望纺织厂那些岗位的事儿，哪天上个报纸。好歹那是几十个人的饭碗，看得见，摸得着。］
他从台阶上走下来，走进了太阳里。
［任书记，你回个话吧。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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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卫星收到那封信，是两天以后。
信是办公室的小刘送进来的，跟一摞报纸、几份文件夹在一块儿。他一边喝茶，一边一封一封地拆，拆到那封，看了看信封上的字。
字丑。
他想起来了，半个月以前，也有这么一封，字也这么丑，问凤童线工期的事儿，一个什么街道办的副主任写的。他当时看了一眼，扔进了抽屉里。
他拆开，看。
信写得不长，一页半。头一段，客客气气，说上回去信，问凤童线工期，想必任书记工作忙，没顾上回复。第二段，说他这阵子查了些资料，路基一层一层压，每层要等沉降稳定，凤童线的工期满打满算半年，有几段填方是雨季里赶出来的，他担心。第三段，就一句话：
“如任书记仍不便答复，我只好向组织上反映了。”
底下署名：陈太忠。凤凰市开发区街道办事处。
任卫星盯着“向组织上反映”那几个字，看了好半天。
［一个街道办的副主任。］
［一个副科级。］
［向组织上反映？向哪个组织？向他们街道办的党工委？还是直接捅到市纪委去？］
他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两口，烟灰掉在了信纸上，他拿手指头弹掉了，在信纸上留下一道灰印子。
［郭晋平那老东西，躺在医院里，啥话都不说。纪委那边，最近有人在打听台班费。现在又冒出来个街道办的……］
［这几样，凑一块儿，不是巧。］
他想打个电话，问问这个陈太忠是什么来路。手放在电话上，放了半天，又拿开了。
［问谁？问了，人家就知道我心虚。］
看完了，他把信纸攥在手里，攥成了一团。
攥了一会儿，又展开了，在桌面上拿手掌一下一下地压平，压得平平整整的，折好，装回信封，放进了他的公文包里。
下午三点多，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他接起来。
那头的人说话很含糊，没说名字，他也听得出来是谁。那人就说了两句：纪委那边，收到了一个包，包里的东西，跟你有关系。
“什么东西？”
“我也不清楚。听说有个本子。还有……几个地址。”
电话挂了。
任卫星拿着话筒，半天没放下。话筒里“嘟嘟嘟”地响，他也没听见。
他把话筒放下了。
他点了一根烟。
抽完一根，又点一根。
办公室的门关着，窗户关着，空调开着，屋里的烟越来越浓，浓得看不清对面墙上挂的那幅字，“业精于勤”。
他抽了半包烟。
小刘敲门进来送文件，推开门，让烟呛得直咳嗽，看了他一眼，没敢说话，把文件往桌角一放，退出去了。
第二天，任卫星照常上班。
他八点整进的办公室，跟平常一样，先泡茶，再看报纸。《凤凰日报》头版，是回归庆祝活动的照片，第二版，是凤童线通车以后童山县游客增多的报道，配了一张图，一条黑亮的柏油路，伸到山脚下。
他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。
上午开了一个班子会，他坐在正当中，讲了半个钟头，讲下半年的工作，讲郭总住院期间公司的分工，讲得条理清楚，一句磕巴都没打。散了会，副总老马跟着他进了办公室，说起奖金分配的事儿。
“先放放。”任卫星说。
“放放？下礼拜就到账了，底下人都等着呢……”
“我说放放，就放放。”
老马看了他一眼，没再吭声，出去了。
中午他没去食堂，让小刘打了一份饭送上来，饭搁在桌角上，到下午都没动，凉了，苍蝇在上头落着。
下午他打了几个电话。
打给谁，小刘不知道。小刘就听见，隔着门，他的声音一会儿高，一会儿低，高的时候也就那么一两句，低的时候，听都听不见。有一个电话，他拨了三回，拨完了“啪”地一摔话筒，摔得外间的小刘吓了一跳。
傍晚，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，灯都没开。
小刘下班之前，敲门问他还有没有事儿。
“没事儿，你走吧。”
黑屋子里传出来这么一句，声音哑哑的。
小刘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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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以后的早上，六点多。
任家的司机老周，照例来接任书记上班。他到了院门口，按了两下喇叭，没人应。他推开院门进去，葡萄架底下没有车。
车在车库里。
车库在小楼的东头，卷帘门关得严严实实。老周走过去，听见里头“嗡嗡”的，是发动机的声音。
他心里一沉，弯腰抓住卷帘门的把手，往上一拉。
一股热烘烘的、刺鼻子的气，从里头扑出来，扑得他往后倒退了两步，咳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那辆黑色的红旗，停在车库里，发动机还开着，排气管“突突”地往外冒烟。车窗关得严严实实。
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。
任卫星。
他靠在座椅上，脑袋歪着，脸是红的，红得不正常，跟喝醉了一样。
老周扑过去拉车门，车门锁着。他拿拳头砸车窗，砸了几下，砸不开，跑回院子里抄起一块砖头，回来“咣”地一下砸碎了车窗玻璃。
人已经没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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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来了，拉了警戒线。
黄色的带子，围着车库，围着那栋小楼，围了一大圈。院门口停着三辆警车，警灯一闪一闪的。左邻右舍的人，都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，站在警戒线外头看，交头接耳。
后备箱打开了。
里头一个黑皮箱，打开，一沓一沓的现金，后来点清楚了，二十万整。
他的公文包，放在副驾驶座上。打开，里头压着几份文件，一个笔记本，还有两个信封。两个信封上，写的是同一个人的名字，字都一样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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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息到了中午，就传遍了凤凰市。
警方的说法很简单：车库门关着，车窗关着，发动机开着，空调开着，一氧化碳中毒。
可外头的说法，就多了。
有人说，任书记是畏罪。纪委那边好像有动静了，他扛不住了。
有人说，任书记是想跑。后备箱里那二十万，就是跑路的钱。发动机都开着了，就差开车门了，结果没跑成，在车库里自己把自己熏死了。
有人说，那二十万，是准备给谁送的。送给谁？那就说不清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说法一个比一个邪乎，一个比一个有鼻子有眼。
菜市场里说，机关食堂里说，公交车上说，澡堂子里说。卖豆腐的跟买豆腐的说，蹬三轮的跟坐三轮的说。说到后来，连任家院子里那架葡萄，都有人说是拿公家的钱买的苗子。
工程公司里，倒是没人说了。
一上午，整栋办公楼静悄悄的，谁见了谁都不打招呼，低着头走路。财务科的门关得死死的，里头有人在打电话，压着嗓子。技术科的韩科长，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头，对着墙上那张凤童线的平面图，一坐就是一上午。
医院里，郭晋平听见这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喝小米粥。
他老婆从外头进来，凑到他耳朵边上说了一句。
他手里的勺子停了。
停了半天，他把勺子放回碗里，碗搁到床头柜上，靠在床头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他老婆看着他，不敢说话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睁开眼，说了一句：
“把粥给我热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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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太忠听说这事的时候，正在开发区巡街。
他走到一个卖西瓜的摊子跟前。摊子是一辆三轮车，车斗里码着一车的西瓜，绿皮黑纹，卖瓜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，光着膀子，脖子上搭着条毛巾，正在跟一个买瓜的老头拉呱儿。
“……市政工程公司的书记，听说了没？”
“啥？”
“死了！今儿早上，在自家车库里，让汽车尾气熏死的！”
“哎哟，真的假的？”
“我小舅子在公安局开车，亲眼看见的！后备箱里，二十万！现金！”
“二十万？乖乖……”
“谁知道是咋回事儿，反正人是没了。”卖瓜的拿刀在一个西瓜上“咚咚”敲了两下，“这个，沙瓤的，您要不要？”
陈太忠站在那儿，站住了。
太阳晒在他后脖子上，火辣辣的。
［……他自己。］
他心里头一下子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儿。
［我只是把东西寄出去了。］
［两封信，一个包。信是问路的，包是送账的。我没碰他一根指头，没动他一分钱。］
过了一会儿，又冒出一句来。
［可要不是我寄……］
他没往下想。
他站在西瓜摊跟前，站了半天。卖瓜的抬头看他：“小伙子，买瓜不？”
“……不买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
走出去十来步，路边有个报刊亭，亭子上挂着今天的《凤凰日报》，头版还是回归的照片，红旗，焰火，笑脸。任卫星的事儿，报上一个字都没有，还早。
他站在报刊亭跟前，看了一会儿那张头版。
卖报的老头问他：“买一份？”
他摇了摇头。
他接着往前走。
走回街道办，大门口停着一辆警车。
---
来的是两个警察，一老一少。
老的五十来岁，黑瘦，一脸的褶子，眼皮耷拉着，看着没精打采的；少的二十七八，白净，个子高，腰板挺得溜直，手里夹着个黑皮文件夹。
两个人在他办公室里坐下了。
老警察一进门，先没坐，在屋里转了一圈。看了看墙上挂的那张开发区地图，地图上拿红笔圈着几个点，纺织厂、化肥厂、凡尔登；看了看窗台上晾着的那张洇了水印子的材料；又低头看了看桌子底下，桌子底下摆着一双黑皮鞋，鞋头开了口，拿胶粘过，胶从缝里挤出来，干成了一道黄印子。
“鞋坏了？”
“巡街巡的。”
“回归那阵子？”
“嗯。”
老警察点了点头，这才坐下。
年轻的那个掏出个本子，拧开钢笔帽，摆好了架势。
“陈太忠同志，别紧张，就是了解了解情况。”老警察从兜里摸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根递过来，“抽不？”
“不会。”
“不会好。”老警察自己点上了，吸了一口，“我抽了三十年，戒了三回，戒不掉。我那口子说，哪天我死了，就是让烟熏死的。”
陈太忠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［先扯闲篇，扯松了再问正事儿。］
［老套路。］
他把杨新刚倒的那杯茶往老警察跟前推了推。老警察点点头，没喝，烟灰弹在了茶杯盖子上。
“任卫星，你认识不？”
“不认识。没见过面。”
“没见过面，你给人家写信？”
“工作上的事儿。”杨新刚给倒了两杯茶，看了陈太忠一眼，陈太忠冲他点点头，他就出去了，把门带上了。
“陈太忠同志？”年轻的那个打开文件夹。
“是我。”
“我们是市局专案组的。”年轻警察亮了亮证件，“任卫星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吧？”
“刚听说。卖西瓜的说的。”
“卖西瓜的都知道了。”老警察端起茶杯，吹了吹，“这城里，啥事儿都瞒不住卖西瓜的。”
年轻警察从文件夹里抽出来两张纸，是复印件，往桌上一放，推到他跟前。
是那两封信。
“这是你写的？”
陈太忠低头看了看。
字丑，划了两处黑疙瘩的那封，是头一封。口气冲的那封，是第二封。
“是我写的。”
---
专案组排查任卫星的社会关系，排了两天，排到了陈太忠头上。
任卫星车里的公文包里，就压着这两封信。一封是半个多月以前写的，凤童线通车剪彩以后没几天；一封是几天以前写的。落款都是一个人：开发区街道办，陈太忠。
专案组的人看了这两封信，头一个反应是：
［这人是不是有病？手伸得这么长？］
一个街道办的副科，管到市政工程公司的党委书记头上去了，还管的是凤童线，回归献礼工程。第二封信的口气，越看越像是在逼人。
［莫非是想讹诈任书记？］
有人一下子想到了后备箱里那二十万。
［那二十万，是不是就是给这小子准备的？］
照这么推下来，这小子要是讹诈，那任书记活着对他才有用，他犯不上让任书记死。可任书记死之前这几天，见过什么人，接过什么电话，有没有跟这小子有过来往，总得问问。
所以，两个人来了。
---
“你为什么给任书记写信？”年轻警察盯着他，“现在通讯这么发达，交通这么方便，打个电话，或者上门直接问，不就完了？”
“那怎么可能呢？”陈太忠笑着摇了摇头，“我本来就不认识任书记。我又不是城建系统的人。人家是副处级，我是副科，八竿子打不着。我贸然打电话过去，说任书记，我是开发区街道办的，我想问问凤童线的地基压得实不实——人家接不接？接了，人家一听，搭不搭理我？”
“那你可以上门。”
“上门？”陈太忠一摊手，“我上工程公司的大门，门卫问我找谁，我说找任书记，门卫问我有预约没有，我说没有，门卫让不让我进？就算让我进了，任书记见不见我？人家一天多少事儿，见我一个街道办的？”
年轻警察噎了一下。
“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通过组织反映？”他换了个问法，“非要写第二封信？你这第二封信，口气可不小。说说你的想法，和你这么做的动机。”
陈太忠看着他，笑了。
“两位也是公务员吧？”
“……是。”
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”陈太忠说，“这是咱们公务员该做到的。做事得讲证据。我一个外行，看着凤童线工期短，心里犯嘀咕，这是假设。我没弄清楚，就直接往上捅，捅到市委，捅到纪委，说凤童线有问题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捕风捉影。万一人家任书记那儿有说法呢？万一人家用了什么新技术、新工艺呢？我先问问懂行的人，问清楚了，再说。”
“那第二封呢？”
“第二封，是因为头一封人家不理我。”陈太忠说，“我等了半个月，没回音。我又查了些资料，越查越觉得不对劲儿。我总不能人家不理我，我就当没这回事儿吧？所以我口气冲了点，告诉他，你要再不回我，我就往上反映了。这不是讹诈，这是……这是程序。”
年轻警察拿笔在本子上记着，记着记着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这话，句句在理。
可他听着，总觉得这小子有点古怪。哪儿古怪，又说不上来。
［这年头，还有这么较真的人？还是个副科？］
---
年轻警察又翻了一页本子。
“任卫星死的前一天晚上，你在哪儿？”
“前一天晚上……”陈太忠想了想，“在家。吃完晚饭，看了会儿电视，十点多睡的。”
“谁能证明？”
“我爸我妈。我爸那天晚上跟人下棋，回来得晚，十一点多才进门，进门的时候还嚷嚷，说他那个马让人吃了。我那会儿已经躺下了，听见了。”
年轻警察“嗯”了一声，记下了。
“你跟工程公司的人，有没有过什么来往？”
“没有。”陈太忠说，“哦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。有个做水泥的，凡尔登的吕强，给工程公司供水泥，工程公司欠他的款，他跟我念叨过。我在东临水当村长的时候，他在那儿建的厂，认识。”
“他跟你念叨什么？”
“念叨要不回钱来呗，还能念叨啥？”陈太忠一摊手，“他念叨的时候，顺嘴说了一句，凤童线一年半的活儿，半年就干完了。我听着，心里犯嘀咕，这才写的头一封信。”
年轻警察抬头看了老警察一眼。
老警察没表示。
老警察一直没怎么说话，端着茶杯，一口一口地喝。
这会儿他放下了茶杯，咳了一声，不紧不慢地开了口。
“小伙子，任卫星联系过你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一回都没有？”老警察眯着眼睛看他，“他没说过，最近要来看看你，找你聊聊？”
这话问得不着痕迹。要是这小子真跟任卫星有过什么来往，听见“要来看看你”，脸上多少得动一下。
陈太忠一脸的茫然。
“没有啊。”他说，“我那两封信，人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”
他说完，自嘲地笑了一声。
“还是人微言轻啊。”他叹了口气，“现在人又没了。我这信……也算是白写了。”
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。
老警察想了想，又开口了。
“郭总现在住院呢，你知道吧？”
“听说了。”
“你这两封信，问的都是凤童线的事儿。凤童线是工程公司修的，任书记没了，郭总就是负总责的。”老警察说，“这两封信，我们帮你转交给郭总，方便不？”
陈太忠一听，脸上一下子笑开了，笑得很阳光。
“那可太谢谢了！”他说，“我写给他，他未必理我。你们转交，那效果肯定好多了！”
两个警察又对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［讹诈的可能，不存在。］
真要是讹诈，信让警察拿去转给别人，他怕还来不及，哪会这么痛快？
---
两个警察走之前，年轻的那个，把两封信的原件也拿了出来，信封也在，让他确认。
信封上的邮戳，清清楚楚：一封盖的是凤凰市横山区，日子是半个多月以前；一封盖的也是横山区，日子是几天以前。
邮戳是真的，日子也对得上。他们来之前，去邮局问过了，邮局那边查了收寄登记，两封都是从街道办门口那个邮筒收上来的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
“是这两封。”陈太忠说。
年轻警察把信收回文件夹里，合上了。
他们没问别的。
没问纪委那个包。
陈太忠也没提。
［那个包，不能是我寄的。］
［左手写的字，没署名，从城北邮电局寄的，跟街道办门口那个邮筒，隔着半个城。］
［我就是个写过两封信的愣头青。］
两个警察站起来，告辞。
年轻的那个先出了门。老的那个走到门口，手搭在门框上，停住了，回过头来，看着他。
“小伙子，”老警察眯着眼睛，“你修过路？”
陈太忠心里一动。
“修过。”他说，“修过一段村路。白凤乡东临水，几公里，砂石的。”
老警察“哦”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出去了。
陈太忠站在门口，看着那辆警车开出了街道办的大院，拐上了马路，看不见了。
他回到屋里，坐下，端起杨新刚倒的那杯茶，茶早凉了，他一口喝干了。
［修过路。］
［他问这个干啥？］
他想来想去，想不明白。是随口一问？还是那老警察看出了什么？两封信，都提了修村路，人家看过信，顺嘴问一句，也说得过去。
可那老警察临走那一眼，眯着，耷拉着眼皮，跟没睡醒一样，他总觉得那一眼里头，藏着东西。
［干了几十年警察的人，眼睛毒。］
［毒就毒。我又没干啥。］
他把茶杯放下了。
［信是真的，邮戳是真的，我问的路也是真的。那个包……］
［那个包，跟我没关系。］
外间，杨新刚探进个脑袋来：“陈书记，警察同志……没事儿吧？”
“没事儿。问问信的事儿。”
“信？啥信？”
“我写给工程公司任书记的信，问凤童线的事儿。”陈太忠说，“任书记没了，人家查他的东西，查到我这儿了。”
杨新刚“哦”了一声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半天没合上嘴。
“陈书记，您……您还给任书记写过信？”
“写过两封。”
“他……他回您了没？”
“没回。”
杨新刚张着嘴，看着他，看了半天，缩回去了。
---
郭晋平还住着院，警察不便去打扰。
可工程公司里头，懂路桥的专家，不止他一个。
两个警察拿着那两封信的复印件，去了工程公司的技术科。技术科的科长姓韩，五十出头，干了三十年的路，是郭晋平从省设计院带过来的老部下。
韩科长戴上老花镜，把两封信从头看到尾。
看第一封的时候，他还笑了一下，说这人字写得真丑。
看第二封的时候，他不笑了。
看完了，他把老花镜摘下来，捏在手里，半天没说话。
“韩科长？”
“这人……说得没错。”
“哪儿没错？”
韩科长叹了口气，站起来，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张凤童线平面图跟前，拿老花镜的腿儿在图上点着。
“这一段，这一段，还有这一段，”他点了三处，“是填方路段，原来是河滩地、水田，土是软的。按规范，路基得分层填，分层压，每一层压完了，得等它沉降稳定，少说也得几个礼拜。我们当时……一层压完，第二天就上下一层。”
“那会怎么样？”
“现在看不出来。”韩科长说，“一年，两年，跑上几十万车次的大车，再赶上一两个雨季，这几段，准沉。沉得不均匀，这儿沉十公分，那儿沉五公分，路面就裂，就鼓包，就翻浆。弄不好……”
他没往下说。
两个警察对视了一眼。
“弄不好怎么样？”
“弄不好，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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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件案子，带出了一串案子。
这是办案子常用的路数。任卫星死在车库里，本来是一桩案子；车里两封信，带出了凤童线；凤童线，又带出了工程公司这半年的账。
消息一层一层地往上报。
专案组报到市局，市局报到政法委，政法委报到市里。
一天以后，传到了段卫华的耳朵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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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说，凤童线的事儿，该由主管市政建设的副市长出面。
可这里头，牵着一个副处级干部的离奇死亡。死的是秦系的人，死在凤童线的总指挥任上，后备箱里二十万现金，公文包里两封质疑凤童线的信。
段卫华一直盯着这桩案子。
他坐在市长办公室里，桌上摊着专案组送过来的简报，还有那两封信的复印件。
窗外的太阳毒，窗帘拉着一半，空调开着，嗡嗡地响。秘书刘敏给他续了一杯茶，退出去了。
他想起了上礼拜的常委会。
议到凤童线奖金分配的时候，章尧东亲自讲的，讲凤童线是凤凰市这些年来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的一次大检阅，讲这条路体现了凤凰速度，讲得慷慨激昂。底下的常委们一个个点头。
段卫华也点头了。
［凤凰速度。］
［现在一个副处级死在车库里，后备箱二十万，公文包里两封信，问的就是这个速度。］
段卫华是八五年大裁军的时候从部队上下来的，政工干部出身，在部队上干的是党务，转业到地方，从区里干起，一步一步干到了市长。他不懂路桥，可他懂这里头的政治。
［凤童线献礼，是章尧东那边力推的。］
当初市委常委会上，议凤童线的工期，有人提过一句，说半年是不是太赶了。章尧东拍了板：回归献礼，是政治任务，再赶也得赶出来。
段卫华当时没吭声。
［现在，好了。］
他把那两封信的复印件，拿起来，又看了一遍。
字丑。头一封还划了两处黑疙瘩。
他看到落款，愣了一下。
“开发区街道办，陈太忠。”
［陈太忠？］
［倩倩的那个同学？］
他想起来了。就是那个小伙子。倩倩张嘴给他要房子的那个。党校进修班的名单上，他推荐了，条子让人塞进了桌子缝，最后是章尧东那边的条子定下来的那个。
他靠在椅子背上，看着那两张复印件，笑了一下。
［这小子，有点意思。］
［一个副科，写信问到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头上，问的还是章尧东拍板的献礼工程。头一封人家不理，第二封他就敢说要往组织上反映。］
［愣。］
［可愣得有道理。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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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下午，市委开常委会。
会是章尧东主持的。议题本来是年底的招商引资，念了一半，章尧东把稿子往桌上一扣，摘了眼镜，说：“工程公司的事儿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”
会议室里静了。
十一个常委，围着那张椭圆的大会议桌坐着，桌上摆着白瓷茶杯，杯盖子都盖着，没人去碰。
“任卫星同志，出了这么个事儿，我很痛心。”章尧东说，“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。他这个人，干工作是有一股子劲儿的，凤童线，他是出了大力的。”
他停了停，又说：“可是，有问题就是有问题。纪委那边，该查的查，查清楚，给组织一个交代，也给任卫星同志的家属一个交代。”
他扭头看了看老冯：“老冯，你们抓紧。”
老冯点了点头：“是。”
“凤童线这个工程，”章尧东把眼镜戴上了，“是省里挂了号的献礼工程，范省长亲自剪的彩。工程本身，是经得起检验的。个别人有问题，不等于工程有问题。这一点，大家对外讲话的时候，要把握好。”
底下有人点头，有人低头看本子。
段卫华端起茶杯，揭开盖子，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
［经得起检验。］
［经不经得起，过两个雨季就知道了。］
他把茶杯放下，盖子“嗒”的一声扣上了，在静悄悄的会议室里，声音不大，可坐他旁边的组织部长，扭头看了他一眼。
章尧东也看了他一眼。
段卫华跟没看见一样，翻开本子，拿笔在上头画了一道。
会接着开，接着议招商引资。议到四点多，散了。
散会以后，常委们往外走，纪委书记老冯落在了后头，等人走得差不多了，凑到段卫华跟前，压低了声音。
“段市长，跟您说个事儿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前几天，我们那儿收到一份匿名材料。”老冯说，“牛皮纸信封，城北邮电局寄的，没署名。里头一个硬皮本，记的是工程公司这一年多的台班费，哪台机械，哪个月，多少台班，后头跟着人名缩写和数目。还有几张纸，抄着几个存折的户名账号，还有三处房子的地址。”
段卫华没说话，听着。
“我们派人去看了。”老冯接着说，“那三处房子，都是任卫星的。有一处是空的，衣柜里……东西不少。存折的户名都是假的，可钱是真的。跟他这桩案子，全对得上。”
“材料里，提没提凤童线？”
“提了一页。左手写的，歪歪扭扭。”老冯说，“就说工期太短，有隐患，建议找专家核查。”
段卫华点了点头。
“知道了。”
他没多问。
老冯看了看他的脸色，也没多说，点点头走了。
段卫华一个人站在会议室门口，站了一会儿。
［匿名材料。左手写的。凤童线。］
［两封信，署了名的；一个包，没署名的。］
他想了想，摇了摇头，笑了笑。
［不像。那小子是个愣头青，愣头青写信，敢署名，就不会再弄个不署名的。］
他没往下想。
回到办公室，他让刘敏把横山区的人事材料拿来，翻到开发区街道办那一页，看了看陈太忠的履历：高中毕业，白凤乡东临水村村长，修路，招商，调开发区街道办副主任，兼政法委书记，副科。
薄薄的半页纸。
［修路。］
他把材料合上了。
“刘敏。”
“段市长。”
“横山区那套房子，挂着的那套。”段卫华说，“给倩倩那个同学留着，谁来要都别松口。”
“好的。”
“别声张。”
“明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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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太忠这几天，心里头一直在琢磨。
两个警察走了以后，他心里有数，这事儿，八成要往上传了。
［传到段卫华耳朵里，会怎么样？］
他坐在藤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越琢磨越觉得，不至于是坏事。
［哥们儿这问题，提得是尖锐了点。可说到底，是给领导提个醒。凤童线要是真出了事，塌了，那是多大的事儿？是要死人的。现在提出来，补救还来得及。这是替领导分忧。］
［回归献礼的政治意义，那是大。凤凰市领导班子的政治觉悟，那也是高的。我不是质疑领导的智商，我只是敲敲警钟。］
［敲响了，大家警觉了，也就不枉我这番苦心了。］
他琢磨着琢磨着，心里头有点美。
［没准……奖励就下来了？］
［一个“办事认真”，一个“关心大局”，往档案里一写，往后提拔的时候，也是一笔。］
他美滋滋地想了三天。
这三天里，他给吕强打过一回电话。
手机关机。
他又打到凡尔登厂里，接电话的是个女的，说吕总上曲阳谈生意去了，啥时候回来不知道。
［躲了。］
［也好。这当口，他躲着，比凑过来强。］
杨新刚这几天，倒是从外头带回来不少消息。工程公司的副总老马让纪委叫去谈话了；城建委的老黄请了病假；开挖机的那几家关系户，有两家连夜把机器从工地上开走了，开到哪儿去了不知道。
“陈书记，”杨新刚一边说，一边拿眼睛瞄他，“您说，这工程公司，是不是要出大事儿了？”
“出不出事儿，跟咱街道办有啥关系？”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杨新刚点头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小声说了一句，“我就是听说，那两封信……”
“信咋了？”
“没咋，没咋。”杨新刚赶紧低头写材料，“我啥都没听说。”
［这小子，耳朵倒是长。］
［再说了，凤童线那几段，真要是返工加固，那得多少水泥？］
他想到这儿，自己先乐了。
［吕强那胖子，库房里那几层压结了块的货，就算了，好的那些，正好派上用场。工程公司欠他的钱，郭晋平答应了结；往后返工的水泥，再从他那儿进。东临水的水库，二期的工人……］
［一环扣一环。］
他靠在藤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脚尖一晃一晃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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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街道办的党工委书记张新华，那两天心里一直犯嘀咕。
先是派出所的人来了一趟，进了陈太忠的屋，关着门说了半个钟头的话。他在自己屋里，隔着一堵墙，啥也没听见，就听见杨新刚在外间倒了两回水。
再是区委组织部的老周给他打电话，东拉西扯说了半天，扯到最后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们那个陈太忠，最近表现咋样？”
“挺好的啊。回归那阵子，巡街巡得鞋都破了。”
“哦。没别的？”
“别的……啥别的？”
“没啥，没啥，随便问问。”老周打个哈哈，挂了。
张新华攥着话筒，半天没放下。
［随便问问？组织部的人，啥时候随便问过？］
第三天上午，他去区里开会，散了会，在走廊里碰上了区委书记。书记跟他握了握手，握完了没撒开，拍着他的手背说：“老张，你们街道办，藏龙卧虎啊。”
“书记您这话……”
“那个小陈，写信写到市政工程公司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张新华脑袋“嗡”的一声。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啊。”
“不知道？”书记笑了笑，松开了手，“回去问问吧。凤童线，是章书记亲自抓的。”
他从区里回来，一路上骑着自行车，骑得飞快，骑到半道上，链子掉了，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挂链子，挂了一手的黑油。
［这个陈太忠！］
［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，捅这么大的娄子！］
［可人家任卫星是自己出的事儿，跟那两封信……有关系没？］
他想不明白。他擦了擦手上的油，越擦越黑。
回到街道办，他没进自己屋，先站在走廊里，隔着门上那块玻璃，往陈太忠屋里瞅了一眼。
陈太忠靠在藤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手里拿着一张报纸，看得津津有味，看着看着，还“嘿”地笑了一声。
［还笑！］
［天塌下来了，你还笑！］
张新华在门口转了两圈，到底没推门，回自己屋去了。他坐下，端起茶杯，茶杯是空的，他又放下了。他把抽屉拉开又推上，拉开又推上，推了三回，终于想好了：这事儿，躲不过去，得问。
可他那天没问，又拖了两天。
又过了两天，礼拜一上午，外头下着小雨，街道办的院子里积了几个水洼，几只麻雀蹲在水洼边上喝水。张新华在自己屋里坐了一早上，茶续了三回，烟抽了半包，到十点来钟，终于站起来，拉了拉衣襟，到底还是亲自来找他了。
张书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，没敲门，进来了，反手把门关上，在他对面坐下了。
他脸上的表情，有点怪，笑不像笑，愁不像愁，嘴张了两回，又闭上了，手在膝盖上来回搓。
“太忠啊，”张新华搓了搓手，“听说你……对凤童线，有点看法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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